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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籍机长的中国年：“忙并快乐着”******

　　(新春见闻)韩国籍机长的中国年：“忙并快乐着”

　　中新社重庆1月21日电 题：韩国籍机长的中国年：“忙并快乐着”

　　作者 张旭

　　19日晚间，完成2023年春运第14趟飞行，随后从河南郑州坐飞机返回重庆，抵渝已是20日凌晨；21日陪妻子、女儿吃火锅团聚，稍作休整；预计22日从重庆起飞，驾驶飞机前往上海……这个春节，韩国籍机长李汉英忙得“马不停蹄”。

　　作为一名服务中国春运的机长，李汉英来自韩国日山，现就职于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春运是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的首个春运，也是他在中国民航服务民众的第五个春运。

　　“来中国前，我服务过韩国‘春运’。”李汉英说，韩国民众在圣诞节至中国农历新年期间，会选择出国游，是为韩国“春运”；作为一名成熟机长，他驾驶过波音747、波音767、空客320等机型，多为国际航班，也多在这段时间迎来航班的热闹非凡。

　　2023年春运，中国民航迎来旅客量大幅增长，作为中国民航的一员，他用“忙并快乐着”形容自己的春运状态。

　　“韩国和中国都有‘春运’，两国其他文化也很相近，在中国工作、生活很舒服。”李汉英称，因看好中国民航，他选择来这里发展。这里距离他的家乡近，以他居住时间最长的重庆为例，约三小时航程，便于照顾家人。他还把女儿接来中国，上了国际学校，学习中文和英文，李汉英认为，这两门语言将成为与世界交流的重要语言工具。

　　李汉英知道，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这几天，公司的外籍机长都会主动要求排班，好让中国籍同事有机会和家人团聚。往年间，绝大多数除夕和大年初一，他都手握操纵杆，往返各大城市，完成起飞、翱翔和降落。“在特别的日子，那种送乘客回家团聚的感觉，还挺有成就感。”李汉英说。

　　21日是中国农历除夕，这一天的团聚，也是李汉英一家三口在中国的首次除夕团聚。李汉英说，根据老家的习俗，大人要给小孩发红包，城市还有焰火表演等。听说重庆此次春节期间将进行焰火表演，李汉英非常期待。

　　“吃什么”自然是除夕团聚的重要议题。当地特色的麻辣火锅，毫无疑义地成为这个在渝韩国家庭的首选。“我的妻子和女儿，对重庆火锅有天然好感，第一次吃就深深爱上，尤其爱吃‘特辣’。”李汉英说，重庆人的热情，就像火锅一样吸引、温暖着他们，伴着他们消除远离家乡的孤独。

　　值得一提的是，一家三口还一起办理了中国“绿卡”(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这让我们在住酒店、过海关等，手续更简便。”李汉英说，他还听说“绿卡”在购买医疗保险方面有便利，打算忙完这个春运，和家人一起前去了解、办理。(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